三、曾氏家教的重点
我们知道，曾氏家族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四个兄弟长年在外领兵打仗，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到了同治三年南京打下后，被国人目为“天下第一家”。一个这等家族，能如此善待邻里，多么不容易!教育儿子，是曾氏家庭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曾氏的长子纪泽三十岁时步入仕途，做过朝廷派驻英法公使、太常寺及大理寺少卿、使俄大臣、兵部侍郎、总署大臣等。次子纪鸿终生未仕，潜心数学研究。两兄弟均性情纯良，品行端方，从未有过纨绔子弟的恶行恶习。于此可见曾氏育子有方。我们来看看，曾氏究竟是如何教子的，他对儿子的期待在哪些方面。
1、做读书明理之君子
咸丰六年，已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认认真真地给时仅九岁的次子纪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那么，什么是君子呢?曾氏接着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意谓勤劳俭朴，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不怕劳苦，可以过好日子，也能过苦日子。这就是君子。君子是具有好品性的人，与财富、地位、权力无关。
曾氏不期望子孙做大官，做出人头地者，他只希望子孙能通过读书明理这个途径做品性良好的人。在望子成龙之风盛行的当今，曾氏的这句话有警世钟之效。
首先，作为父母而言，到底是孝顺长辈友爱兄弟的儿女为好呢，还是一辈子都在为钱权忙碌而淡于亲情的儿女为好呢?这可真是一个值得沉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其次，大官不是想做就可以做到的，君子则是只要想做便可以接近的。曾氏在这封信的后面说：“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命。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有志向圣贤学习的人就有可能成为君子。人生追求的，应该是一个可以由自己做得主的目标呢，还是一个不能由自己做主的目标呢?这是又一个值得为人父母者沉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
2、与学业相比，心灵的活泼与身体的健康更为重要
曾氏看重读书，看重学业，但他深知读书治学是一种艰苦繁重的脑力劳动，极容易使心灵遭受堵压，身体遭受戕害。所以，曾氏在指导儿子求学的时候，总是强调一定要以轻松的心情读书，从读书中求得快乐。他对儿子说：“要养得胸次博大活泼”，“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
因此，曾氏不主张读书太刻苦，不要死记呆背，实在背不出就算了。要多散步，多亲近大自然，看花，看竹，看山水。要注重养生，身心都要放松。要坚持饭后散步，临睡洗脚。他甚至在发自军营的家书中为儿子画出散步的路线：既锻炼了身体，又看望了长辈，两全俱美。
显然，在曾氏的心目中，儿子们的心灵活泼、身体健康比学业优异更为重要。
3、世家子弟要有寒士风
同治元年，他给次子写信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后来，他又谆谆嘱托在家的四弟管好子侄辈：“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
由贫贱转为富贵的曾氏，对富贵消蚀子弟之普遍现象看得最为清晰。他深恐家族的富贵将会贻害于他的子孙，故而反复强调子侄们要惜福，珍惜幸福，要俭朴，进而又提出寒士家风的要求来。
所谓寒，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指寒素，即在社会等级这个层面，与普通平民无异，打掉子侄辈的依恃之心、特权优越感。他叫儿子参加省城乡试时，不可递条子，通关节。家属由湖南去安庆，坐的是湘军战船，他叮嘱因为他不在，不可张挂帅字旗，沿途不要拜客，不要接受宴请。儿子们在家不得摆少爷架子，不得高声呵斥仆人。
二是指贫寒，即在经济上与普通平民无异。他吩咐家中不可买田，子女们穿衣不能太光鲜，媳妇女儿们都得亲自下厨做菜。不要坐轿，尤不可坐四台轿，要多走路。儿子们要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甚至锄草、拾粪这类事也可做，不是丢脸的事。嫁女则硬性规定，嫁妆不能超过二百两银子。
4、不留财产给儿子
早在道光二十九年，在京师做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说：“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
咸丰五年给诸弟信里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他在日记中特意记下左宗棠的话：“凡人贵从吃苦中来。又言收积银钱货物，固未益于子孙，即收积古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曾氏称赞左宗棠这些话是“见道之言”。(林则徐：子孙若如我，留钱干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干什么?)
那么这种不留钱财的观点，所见之道在哪里呢?
